FRANCE. Cannes. 1975.

戛纳很小。

从城堡美术馆 (Musée de la Castre) 上选择一个视角,就能将这座法国南部的城市全部收入视野。但这座 7 万人的城市,却拥有超过 100 家旅馆,每年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 900 万名游客。所以戛纳的面孔总是陌生的、新鲜的。你随意抓住一个人问路,都可能会发现对方与你有同样的困惑,甚至他或她还长得像你拿在手中的杂志的封面人物。

克鲁瓦塞特海滨大道 (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) 是海滨小城戛纳最壮丽的一条大道,它的全名是「小十字路口之街」(The Promenade de la Croisette),在棕榈树的掩映下,克鲁瓦塞特海滨大道沿着地中海的海滩,延伸近两公里长,覆盖了戛纳的整个海岸线。如今,这个地方已经被列入了法国文化遗产目录。

Running barefoot on the sands at Cannes, French film star, Brigitte Bardot (Camille Javal). April 28, 1956.

1956 年,碧姬·芭铎 (Brigitte Bardot) 在戛纳海滩。

Photograph by George W Hales

这条街得以闻名世界,还是因为在此举办了 72 个年头的电影节,作为艺术电影的风向标,戛纳在每年 5 月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明星、名人、显贵和媒体记者。不少昂贵的商店、餐厅和旅馆都开在这条街上。

「人们来了,走在街上,沿着路走进房屋之间的窄巷。他们在街上四处走动,绕圈子;在混凝土造的豪宅的阳台底下,踱步,又消失;晚上,绅土们和他们总是美丽的妻子,匆匆忙忙,穿过屏障,通过守卫的检查,被镁光灯照耀,被那些留在外边的人看着……」勒克莱齐奥 (Jean-Marie Gustave Le Clézio) 如此概括戛纳。

Brigitte Bardot Uncovers For Cover.

碧姬·芭铎在台上,对着台下衣冠楚楚的男人。只要把帷幕拉开,她便知道如何赢得掌声。自从 1953 年有意出现在戛纳海滩上时,她就已经深谙此道了。这场诱惑的游戏,为法国带来的外汇,据说超过了同时段的标致 (Peugeot) 汽车公司。

在 1973 年退出影坛后,她对自己的演艺生涯评价却很低,尽管世界各地不时举办她的作品回顾展,向她致意。在生活中,这个「性感的小猫」 (sex symbols) 并不缺少男人,但结过 4 次婚的她倒看得很清楚:「更多的时候,我就是自己生命中的男人。」

Photograph by Frank Scherschel

每件事物都围绕电影谋划

这里的第一座别墅由英国的亨利·布鲁厄姆勋爵 (Lord Henry Brougham) 所建。「作为英国女王的一个大臣,布鲁厄姆建造别墅吸引了所有的贵族,他是现代戛纳的创始人。」 于是,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,争相在戛纳建豪宅成了富人的时尚,「这让戛纳显得愚蠢。」《纽约时报》评论道,「但又是迷人的愚蠢。」

于是,就出现了两个戛纳。一个是莫泊桑 (Guy de Maupassant) 曾经描述过的「老戛纳」:

一眼望去,层层叠叠的黄色屋顶瓦片在这永不凋谢的阳光下闪烁着金色,织成海星一般。海上,从游船吐出的两缕青烟足有两公里长,像两条巨蛇,朝着马赛 (Marseille) 缓缓爬去。

另一个,则是有着游艇与沙滩的「现代戛纳」,常年热热闹闹,交替着举办音乐节、广告节、舞蹈节、电影节、赛船节,等等。

老戛纳就像是一部经受住考验的名著,被摆在灰暗的角落,看上去封面都已泛黄。那些时尚的、浅显的、喧嚣的书纸,却在最显眼的位置渗入戛纳的肌理。

The Yougoslavian film maker Emir KUSTURICA on the set of

在戛纳的雨中,人仿佛会变得敏感起来。摄影师刚刚举起相机,前面的女孩便心有灵犀地回首看了一眼。她的「美丽和清纯就像清新的空气一样透明」。在戛纳,有许多女人在等待着闪光灯亮起,但所有的相机,都更愿意等待这样清浅、甜美的微笑。它让旁边那把不经意闯进来的手也凝固了。

这个女孩叫朱丽叶·比诺什 (Juliette Binoche),此时离她的成名还有 3 年的时间。在夏纳,即使是随心所欲的一瞥,也可能在记录着历史。

Photograph by Gilles Peress

戛纳是世界上谈论电影最棒的地方,杨德昌说。

每年 5 月举办的电影节把这座小城打扮成社交圈的「名媛」。「戛纳有几分像好莱坞,在这里,每件事物都围绕电影谋划着。如此明亮的气氛,让它近乎不真实。」法国人亚历山大·阿斯楚克 (Alexandre Astruc) 说道。

在这里,众多影人被留在了建筑物的壁画上,仿佛是免除了衰老与死亡。玛丽莲·梦露 (Marilyn Monroe)、卓别林 (Charlie Chaplin) 和雅克·塔蒂 (Jacques Tati) 等人,都在戛纳的大小墙壁上,热情或是低调地与游人相遇。

很长时间里,维克多蒂比大道 (boulevard Victor Tuby) 3 号的一栋建筑上都画着一幅《郁金香芳芳》 (Fanfan la Tulipe) 的剧照,这部 1952 年的电影,使热拉尔·菲利普 (Gérard Philipe) 成为那个时代最生动的面孔。他的同行赞叹他是「我们这个行业中最纯洁的人之一」。当他 37 岁去世时,一则讣告说「他是我们年轻人的王子」。

The Yougoslavian film maker Emir KUSTURICA on the set of

《郁金香芳芳》剧照。

热拉尔·菲利普 1922 年出生于戛纳,并一生热爱这个地方。他在有着参天大树和小径的花园中长大。据说因迷恋 13 这个数字,于是往自己的名字里凑字母。他热衷于爵士乐与体育,对文学提不起兴趣,却因为当众朗诵诗歌而走上了舞台。他自己也会忽视自身的气质,一次在戏中选择了园丁的角色而不是天使,那部戏的女主角不免惊叫:「他,一个园丁?可他是一个天使啊!」一位法国导演建议他放弃表演,但是玛琳·黛德丽 (Marlene Dietrich) 看过他的电影,随即建议导演恩斯特·刘别谦 (Ernst Lubitseh) 为她和菲利普拍摄一部爱情故事片《玫瑰骑土》 (Der Rosenkavalier)。

这个 20 岁就在加缪 (Albert Camus) 的戏剧《卡利古拉》 (Caligula) 中释放才华,又儒雅俊俏的男人,让很多倾心于他的女星大失所望。他目光忧郁、细腻,不习惯沾花惹草,他忠于家庭,正直,对好莱坞嗤之以鼻,他的声誉就像他熟悉的棕榈树一样,越长越高。1986 年,为了纪念电影百年,法国政府发行了一套限量版的硬币,包括一枚铸着菲利普头像的 100 法郎。众多的法国剧院、学校以他命名,甚至远在柏林的一所学院也不能抵御他的魅力。

US playwright and author Tennessee WILLIAMS in his study.

弗朗西斯·科波拉 (Francis Ford Coppola) 在 1979 年戛纳电影节。这个意大利移民的后裔,分别在 1974 年、1979 年凭借《对话》 (The Conversation) 和《现代启示录》 (Apocalypse Now) 摘走戛纳金棕榈 (Palme d'Or),后一部电影几乎让他破了产。后来,他回到位于加利福尼亚纳帕河谷 (Napa Valley AVA, California) 的庄园种植葡萄,如今他是美国最著名的葡萄酒制造商之一,毫不理会那些好莱坞的光影声色,一边吃牡蛎、金枪鱼,抽古巴雪茄,一边慢吞吞地拍他自己写的电影。

他年轻时曾豪言壮语:「如果有人肯借我 20 亿美元,那么我就再借 300 亿美元,拍出部真正伟大的电影。」但现在,他只是淡淡地说:「上天赋予艺术家的灵感就像弓箭手箭胶囊里的箭,射出去就没了。大部分人在年轻时用完了他仅有的箭,也有人在一把年纪时重新发现自己手里还有没射出的箭。」

Photograph by Daniel Simon

The Yougoslavian film maker Emir KUSTURICA on the set of

埃米尔·库斯图里察 (Emir Kusturica) 在《地下》 (Underground) 片场。这个 41 岁之前就在戛纳斩获两枚金棕榈奖、一个最佳导演奖的男人,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摇滚歌星。的确,他有自己的乐队:无烟地带 (No Smoking)。身为前南斯拉夫 (Yugoslavia) 的公民,他曾扬言要与塞尔维亚 (Serbia) 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领导人决斗,对方拒绝了他,理由是不想杀死一个艺术家。

与他工作过的人都说他是个疯子,而他说:「当你像我一样拍电影时,你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投入进去了。然后,你就像一个疯子般地工作。」他的电影常常不被理解,常被攻击,「实际上,我觉得我惟一可以被批评的地方就是,我的电影中没有表现出一丝情感。」 但田壮壮看了他的电影之后,说库斯图里卡「在爱他的同类」。

Photograph by Peter Marlow

FRANCE. 1971. During shooting of the movie

特吕弗 (François Truffaut) (左) 和他的御用主演让-皮埃尔·里奧 (Jean-Pierre Léaud) 在拍摄《两个英国女孩》 (Les deux anglaises et le continent) 的空闲之际骑起了自行车,女人们站在他们身后微笑。

1959 年,正是特吕弗在戛纳以《四百击》 (Les quatre cents coups) 掀起了「法国电影新浪潮」 (La Nouvelle Vague) ;随后,被鲜花与掌声淹没的他,却仍然不时地攻击戛纳的保守趣味。1968 年,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作家安德烈·马尔罗 (André Malraux) 把电影资料馆 (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) 馆长朗格卢瓦 (Henri Langlois) 撇职时,特吕弗甚至挑头中止了那一年戛纳电影节的举办。那段时间里,他曾经每天以超过 100 公里/小时的速度在戛纳与巴黎之间开车往返,在「五月风暴」 (Mai 68) 如火如茶的时候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。

但在拍下这张照片的 1971 年,他已经安静和慢了下来。从此到 1986 年去世,他只拍摄爱情。

如同他在年轻时写下的那封电影宣言:「对我来说,明天的电影比忏悔录或日记等自传体更加私人。年轻的电影制作者将会用第一人称表达自己,并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与电影联系起来:这些也许是他们的初恋故事或最近的恋爱故事、他们的政治觉醒、他们的旅行故事、他们的患病经历、他们的兵役、他们的婚姻……这些将是令人愉快的,因为这是真实又新鲜的……明天的电影不会由公务导演执导,却是由构造一次美妙和令人兴奋的冒险历程的艺术家执导。明天的电影将酷似创造它的人,观众的数量将与导演的朋友的数量成正比。明天的电影将是爱的行动。」

Photograph by Raymond Depardon

我出生过很多次,我确定有一次是在戛纳

「人们认为他们只有一次出生的机会。事实上,有很多次。每一次出生的喜悦,都是对悲伤和苦痛的战胜,后者是我们持续抗衡的对象。正是喜悦使我们重生。我出生过很多次,我确定有一次是在戛纳。」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 (Emir Kusturica) 说道。每次在戛纳,他都表现得像个热情洋溢的摇滚歌手。

的确,戛纳终年美丽的阳光对于前来寻找灵感的艺术家来说,是一种催化剂。

20 世纪 20 年代,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 (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) 走过了一条痛苦的曲线。1929 年,在他的长篇小说《夜色温柔》 (Tender Is the Night) 迟迟无法推进之时,他来到戛纳调养并确信自己找到了清晰的写作方向。

「我正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夜以继日地写作,我相信以前的困难现在都会迎刃而解。」他说。

这正是菲茨杰拉德希望的结果。在巴黎几次写作的失败已使他厌烦这个「只有奢华与享乐的梦想之都」。他认为有一个地方,在那里他跟妻子姗尔达能重新一起愉快地生活,而他也可以投入《夜色温柔》的创作,游泳,赤身躺在沙滩上,枕着棕榈叶的飒飒声坠入梦乡。

这里的草长得高高的,如海明威 (Ernest Miller Hemingway) 在《伊甸园》 (The Garden of Eden) 里写到的,被风「给吹弯了,平伏在地上」。这里的海也给年幼时的德彪西 (Achille-Claude Debussy) 留下深刻印象,他的父母经常在夏天带他来看海,后来成为作曲家的他把童年的记忆汇入了名曲《大海》 (La Mer)。

法国的作家常常忍受不了巴黎的寒冷与吵闹,跑到戛纳过冬,或是循飞鸟在戛纳上空划过的路线寻找自己的素材与节奏。

在这里,莫泊桑 (Guy de Maupassant) 一扫在别的城市时的严肃,开始变得精力旺盛、惯于凤花雪月,甚至在晚年被一个「灰衣夫人」 (the lady in grey) 追到了戛纳,他害怕她,却又为她着迷。

另一个女人也曾为另一个艺术家在戛纳创造了一种愉悦的氛围——指的是杰奎琳·罗克 (Jacqueline Roque) 与毕加索 (Pablo Picasso)。

尽管 1958 年的毕加索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订单,这个已经 77 岁、创造力还十分旺盛的画家,承认自己的晚年被孤独与绝望折磨着。他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巴黎的总部大厦,创作壁画《伊卡洛斯的坠落》 (The Fall of Icarus)。

觉得不被理解的毕加索自喻希腊神话人物——伊卡洛斯 (Icarus)。傲慢的伊卡洛斯用蜡和羽毛做成翅膀,试图逃离克里特岛 (Crete),却由于飞得太高,翅膀被太阳融化,坠落海中。在毕加索的画作中,这片海是戛纳的海。

毕加索很快在戛纳找了一处视野开阔的房子,两年后 80 岁的毕加索与35岁的杰奎琳结婚,搬到戛纳附近的村子穆然定居。

毕加索一生情人无数,作品的价值常常被质疑。不时被毕加索粗暴对待、被毕加索朋友称为「完美妻子」的杰奎琳为他提供了平静的生活环境,使毕加索得以创作大量的临摹画。依靠对前辈画家的临摹,比如临摹马奈 (Édouard Manet) 的《草地上的午餐》 (Le Déjeuner sur l'herbe) 毕加索获得交流的对象;他的孤独化了,他快乐了,那些随意的线条像是受到缪斯的指点一般,爆发了生命力。

FRANCE. Cannes. 1975.
FRANCE. Cannes. 1975.

一对老人躺在海边的椅子上,各自寻觅着自己的风景。在他们起身离开后,椅子上的帆布被风吹了起来。这是一段如此平淡的时光,甚至什么都不必想,只需听着身旁海的声响。

他们是生活的旅行者:从远处的大城市过来,在这海边,仿佛只是度过了一段「无用」的时间,但看着这充满活气和人性的一切,「既不包含神秘也不包含真理」,才会更让人确信「我所从属的生活也从属于我」。[佩索阿 (Fernando Pessoa) 语]

当年,也是在水边,31 岁的弗里达 (Frieda Lawrence) 遇到了 26 岁的劳伦斯 (D. H. Lawrence)。那时候,弗里达已经是个有着 3 个孩子、「衬衣已经解开了」的女人,但当她看到劳伦斯在水边给孩子们折纸船,并往里放上火柴棍,让它们从桥下流过时,她便决定和这个「大男孩」一同离去,从此再没分开。

她再也没有了漂亮的衣服和美丽的房间,却更热爱生活。他们一起穿过滴着水珠的树林和不时下起暴雨的荒山,也会露宿在野外的小木屋里。在那里,夜风轮番问候,他们抱来多少柴草都不能更暖和一些。但在弗里达看来,这样的生活是值得一过的,以至于她对漫长一生中的风雨都难以忘怀,最后的回忆录也取名为《不是我,是风》 (Not I, but the wind ...)。

应该欢迎这种快乐。如安德烈·纪德 (André Gide) 说的,你不能「度过了一生,却没有见到生活」。

Photograph by Elliott Erwitt

令人神往的忧伤

她喜欢香烟、威士忌以及赛马、飙车,她的短发与牛仔裤让人印象深刻,她对赌博就像写作一样执狂,她说:「写作是一种激情,没有它,生活将是死水一潭。」她吸毒、偷税,接受一家石油集团的贿赂,因为她与密特朗 (François Mitterrand) 总统交往甚密。但是当她来戛纳见到「充满诱惑力的金刚」奥逊·威尔斯 (Orson Welles) 时,她倒失望了:「对于戛纳和它的电影节,我所知道的仅仅是:当时,人想出这个节日,也就是把冰镇的香槟酒、温热的海水、赞美的人群和美国的半人半神混杂在一起,而我承认,这一切井不十分吸引我。」

这个叫弗朗索瓦丝·萨冈 (Françoise Sagan) 的女作家,对戛纳的记忆一直停留在种「令人神往的优伤」中,正如她在《你好,忧愁》 (Bonjour Tristesse) 中写的:「我在唱机盒里投入 20 法郎,点那首在戛纳听过的乐曲,平添 5 分钟的忧郁。」

她的小说《某种微笑》 (Un certain sourire) 讲的是一个女学生与她男友的舅舅发生的爱情。女学生的名字叫多米尼克 (Dominique),而她男友的舅舅则有一双忧愁的灰色的眼睛。多米尼克的生活滑入沉闷,甚至把男友的感情也当成扰人的蝉鸣,堵在了耳朵之外。那个灰眼睛的舅舅不一样,他的话让她开心,他带她去戛纳。「戛纳的那段日子,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确切的记忆。」她后来说,而他们一起奔跑、大笑、喝酒,「夏天金合欢花那呛人的、枯燥的味道」,却无休止地吞噬她的回忆。她听着莫扎特 (Wolfgang Amadeus Mozart) 的音乐,忘记他们分手的细节,「回忆起黎明、死亡和那么一种微笑。」最后说她很幸福。

FRANCE. Paris. 1958. Françoise SAGAN in her apartment.

法国,巴黎,弗朗索瓦丝·萨冈在她的公寓。这个女人,或者说女孩,一直爱玩惊险的游戏:酗酒、吸烟、车、同性恋、沉溺毒品。别人失败,但她赢了。她得到一切,不费吹灰之力,然后她挥霍掉一切,顺其自然,毫不惋惜。

1959 年萨冈参加戛纳电影节,那时还没学会漏税又喜热闹的她坐在「影节宫」 (Palais des Festival) 的台阶上,看意大利国宝级女星吉娜·劳洛勃丽吉达 (Gina Lollobrigida) 被影迷包围。「他们的出现把平静地在马路边看热闹的人们变得激愤而凶狠。就个人而言,我通常并不惧怕人群。然而,在那里,我承认,在所有那些人的正面,侧面,肩膀以及那些和刺眼的阳光交替出现的黑洞的包围中,我感到惊慌失措。」她后来回忆说。

Photograph by Burt Glinn

萨冈总是说她无法从那些堆积的时光碎片中,选一个准确的数字来放置她的记忆,却往往能用一种情绪去定格瞬间。正如霍瑟 (Tess Uriza Holthe) 在她的小说《五点四十五去戛纳》 (The Five-Forty-Five to Cannes) 中试图做到的,她想准时到戛纳,幸福地闲荡,去发现这个万花筒折射的万端美丽。

可是克劳斯·曼 (Klaus Mann) 却在这里自杀了。作为德国文学巨匠托马斯·曼 (Thomas Mann) 的长子,克劳斯·曼看到法西斯的暴行,他反抗,参加战争,写反法西斯的小说。但冷战的开始却砸碎了克劳斯·曼的梦想。他是同性恋者,受排斥;妻子爱上了别人;很多朋友死于自杀。「在地狱那个地方,聚集着我好多朋友。他们使我熟悉了那陌生的地方。在那里,我感到完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」他说。

US playwright and author Tennessee WILLIAMS in his study.

田纳西·威廉斯 (Tennessee Williams) 坐在一把刻着精致花纹的椅子上。对于这个美国南方剧作家,萨冈的评价很高,她着迷于他的「金头发、蓝眼睛、金胡子、褐色皮肤」,认为他是惠特曼 (Walt Whitman) 之后「美洲最伟大的诗人」,并因为是个同性恋而承受过被排斥的边缘人的生活。

田纳西在 1976 年担任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,却拒绝露面,一如他在准备自己剧本的首演活动时,常常以喝酒吃药来平缓因为面对公众而引起的焦躁,最后索性丢下首演,找个地方藏了起来。但所有的影迷都会记得他,因为他把那一年的金棕榈 (Palme d'Or) 颁给了马丁·斯科塞斯 (Martin Scorsese) 的《出租车司机》 (Taxi Driver)。

Photograph by Ara Guler

太多的足迹在戛纳的历史文本中一排排、一行行地规列着,在涌来的浪潮中消失,又浮现。

有人用他的画笔去沉淀这里的每一份欢乐,比如印象派画家雷诺阿 (Pierre-Auguste Renoir)。有人却仿佛风,仅仅是驻足,放出冷静的目光,然后迅速离开了,比如司汤达 (Stendhal)。这个作家时常陷入困境之中,但他还是知道:「即使在这厌倦的世纪里,对快乐的需要,力量也是如此强大。」很多人像他一样,每当心头涌上悲伤便会来到戛纳,然后又迅速离开,既是不折不扣的浪漫派,又是现实主义者。「你的浪漫主义是纯净的、自然的、动人的、好玩的、天真的、有趣的。」司汤达的一个女友对他说道。

这仿佛也是对戛纳说的,它的晴日或是雨天,汗水冲破妆痕或是泥泞沾上裤脚,总有一份不同于别处的情感被默默收在看风景的人的心里。